WTT澳门冠军赛国乒斩获两冠 孙颖莎、王楚钦夺魁******
中新网北京10月23日电(刘星晨)23日，2022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WTT)冠军赛澳门站比赛落幕。在女单和男单决赛中，孙颖莎和王楚钦分别击败队友陈幸同、樊振东，揽下冠军。
决赛前，一则#国乒提前包揽男女单打冠亚军#话题词条阅读量突破六千万。看得出，在赛事密集的十月，球迷们对于国乒选手们的表现很是关注。
图片来源：微博截图用成绩说话的两位冠军
在球迷们眼中，孙颖莎和王楚钦早已是“年轻有为”的代名词。
女单决赛中，孙颖莎、陈幸同很快进入状态。孙颖莎在关键分把握上更胜一筹，先下一局。次局比赛，孙颖莎加快进攻速度建立领先优势，以11:8再赢一局。第三局比赛，陈幸同攻击孙颖莎反手奏效，扳回一城。第四局比赛，陈幸同在多拍相持中失误偏多，孙颖莎11:6获胜。第五局比赛决胜时刻，孙颖莎连续进攻得手，以12:10夺冠。
图片来源： WTT世界乒联官方微博随后的男单决赛，樊振东开局失误偏多，王楚钦抓住机会一举拉开比分，以11:5先声夺人。次局局末，樊振东连续攻击王楚钦反手得手，扳回一城。第三局，王楚钦正手持续发力，以12:10取胜。第四局，樊振东局末频繁利用正反手调动对手，扳平比分。第五局，樊振东在多拍回合中失误开始增多，以1:11落败。决胜局中，王楚钦开局取得4:0领先。此后，他的正手进攻得到发挥，拿下比赛胜利。
图片来源：WTT世界乒联官方微博本次WTT澳门冠军赛，王楚钦和孙颖莎展现了各自统治力。1/4决赛中，王楚钦战胜老将马龙，拼下一场艰难的胜利。半决赛面对瑞典名将莫雷加德，王楚钦在胶着局势中，对球的处理更加得当，战胜对手成功晋级决赛。
女单赛场，孙颖莎的对手实力同样强劲，而她也展现了自己的“大心脏”。半决赛面对法国球员袁嘉楠时，孙颖莎快速应变，适应了对手高抛发球后，牢牢掌握了比赛节奏。要知道，袁嘉楠此次比赛表现出色，接连战胜王曼昱、石川佳纯等名将。
决赛赛后，孙颖莎肯定了自己和队友的表现，并直言希望将出色状态延续到下一站比赛。
图片来源：WTT世界乒联官方微博“爆冷”背后需敲响警钟
相较斩获两冠，本次澳门冠军赛上中国选手遭遇的几次“爆冷”令人更感意外，同时也为国乒“梦之队”敲响了警钟。
在女单1/16决赛中，王曼昱2:3不敌袁嘉楠，遗憾止步首轮。面对37岁的华裔老将，王曼昱多次在领先时被对手追平。看过比赛的球迷不难发现，王曼昱状态并非最佳，不断出现失误后导致心态发生变化。成都世乒赛上，王曼昱曾在女团决赛中击败日本名将伊藤美诚，是中国队斩获冠军的功臣。于她以及国乒选手而言，如何能够在密集赛程中持续保持良好竞技状态，是未来需要去考虑的问题。
图为梁靖崑在比赛中。图片来源：WTT世界乒联官方微博而包括陈梦、梁靖崑等国乒选手同样遭遇“爆冷”出局。对阵名气并不算大的罗马尼亚选手斯佐科斯，世界排名第二的陈梦在比赛中稍显沉闷，决胜局中以11:13落败，止步八强；面对法国新星勒布伦时，梁靖崑手握赛点时没能把握住机会，被对手逆转取胜。翻看过往历史，如何能在“外战”中提升稳定性，或许将成为梁靖崑需要重视的问题。
此外，国乒男队队长马龙也遭遇到华裔名将邱党的挑战。成都世乒赛上，二人曾有过交手，彼时马龙3:1战胜对手。此番再度交锋，这位欧洲直板新星显得更加放松。双方苦战至决胜局，经验更丰富的马龙惊险过关。
图为陈梦在比赛中。图片来源：WTT世界乒联官方微博随着比赛打磨，各国选手对国乒的“群狼围攻”之势愈演愈烈，大家都在寻找不同的方式来撼动国乒的霸主地位，而这也需要中国队在未来提高警惕。
新老交替仍在进行
23日下午，WTT世界乒联公布了2022新乡WTT世界杯决赛男、女单打16位球员名单，国乒男、女队各有5人入围，分别为：樊振东、马龙、梁靖崑、王楚钦、林高远；孙颖莎、陈梦、王曼昱、王艺迪、陈幸同。
通过本次比赛能够看出，国乒的新老交替仍在进行中。澳门冠军赛期间，马龙度过了34岁生日，很快将迎来第20年国家队生涯。驰骋赛场多年的他依旧热爱不减，“年龄是数字也是最宝贵的经历，但绝不是继续向前的阻碍。”生日当天，他在社交媒体如是写到。
图片来源：马龙微博在一场国乒内战中，王楚钦3:2战胜了马龙。纠缠的局势中，年轻人笑到了最后。赛后，马龙的眼中满是欣慰。而在王楚钦看来，“龙队”依旧是世界范围内追分能力最强的选手。
女单半决赛中，陈幸同与伊藤美诚相遇。面对刚刚度过22岁生日的日本名将，陈幸同展现了出色状态。在适应对手发球节奏后，很快掌握比赛主动权，成功与孙颖莎会师决赛。
资料图：成都世乒赛团体赛国乒男团捧杯。 安源 摄从成都世乒赛到WTT澳门冠军赛，国乒在适应各国对手的同时也在积极调整自身状态。正如国乒男队主帅秦志戬此前所言，“我们和对手都在成长。东京奥运会后，很多队伍进入新老交替，更多年轻选手登上世界舞台，展现了一定实力。”
通过比赛历练，更多选手抓住机会展现了自己。而新老传承、良性队内竞争也是国乒一直以来的传统。“铁打的冠军”需要队员们齐心努力去捍卫，未来等待国乒的挑战还有很多，用孙颖莎的话说，“我们下个赛场见”。(完)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西藏博物馆展出的西藏卡若遗址房屋遗迹复原微缩实景。来源：视觉中国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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